翰墨轶米薛 风流拟晋宋——元代鲜于枢的书法艺术浅谈
如果说《王安石杂诗》是鲜于枢中年时期的成熟作品,那么《石鼓文》则是其晚年时期的代表作品。此件作品卷后有高士奇的题跋,高士奇认为此卷草法苍古,又书昌黎《石鼓歌》,与寻常笔墨不同。
鲜于枢的《石鼓歌》原文及释文如下: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由于草书是高度省减概括的符号化的书法,因减到了极致,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而《草诀歌》正好弥补了这个缺憾,非常便利我们识记草书符号。
唐朝时期，怀素是草书的代表人物之一，成就显赫！怀素（737-799），字藏真，俗姓钱，永州零陵（今湖南零陵）人，唐代书法家，以“狂草”名世，史称“草圣”。自幼出家为僧，经禅之暇，爱好书法。与张旭齐名，合称“颠张狂素”。怀素草书，笔法瘦劲，飞动自然，如骤雨旋风，随手万变。
根据书体发展,学习草书至少应该有篆隶书的基础,线条质量有所保证。
草书并非是陆机创立，而是逐渐衍化形成的。最初的草书（即章草）出现于秦末汉初，是为了适应快速书写的需要而形成。陆机只不过是擅长书写章草，发展了草书。陆机的章草代表作《平复帖》是流传、尚存最古老的名家法帖！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鲜于枢最好草书作品
鲜于枢最好草书作品是《石鼓歌》。《石鼓歌》是唐代诗人韩愈的作品，鲜于枢所书该诗是在中国书法史上享有盛名的珍稀墨宝。据介绍，“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字文字，唐初出土，名声不著，韩愈作《石鼓歌》以彰显，推为国宝。鲜于枢《石鼓歌》是元代书坛巨擘，对后世草书影响至深。
曾有两位大诗人写过《石鼓歌》，一是韦应物，一是韩愈．鲜于枢所写的《石鼓歌》是韩愈所做的七言诗．韩愈〔768－824〕是唐代的文学家和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郡望昌黎，史称韩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
草书作品 张旭 唐 《肚痛帖》张旭 唐 《古诗四帖》怀素 唐 《自叙帖》孙过庭 唐 《书谱》黄庭坚 宋 《李白忆旧游诗卷》米芾 宋 《论草书帖》赵佶 宋 《草书千字文》鲜于枢 元 《石鼓歌》祝允明 明 《前后赤壁赋》文徵明 明 《草书诗卷》徐渭 明 《白燕诗卷》王铎 清 《草书诗卷》徐渭 明。
十二青铜兽首现以四个回国分别是牛兽首，虎兽首，猴兽首，猪兽首玻璃画《皇帝在万寿山下接见蛮人》，金鸡，银鼠，屋中天马，朝珠，太后朝珠，龙袍，古玩，玉石，神像。
【文藏来答】鲜于枢与赵孟頫称得上是一起开启元代回归传统的古典主义书法潮流的先导者,与赵孟頫、邓文原并称『元初三大家』。
赵佶的《草书千字文》是宋代草书的代表作，它以其精细的笔法和规整的结构，展现了皇家书法的庄重气质。元朝鲜于枢的《石鼓歌》和明朝祝允明的《前后赤壁赋》、文徵明的《草书诗卷》以及徐渭的《白燕诗卷》，则展示了草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与拓展。
我国古代书法家有哪些?
人... 邢侗又有“南董北邢”之说。 昊中四才子: 指明代居于苏南的书法家唐伯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祝允明。
知的草书如下图 会意。小篆字形,从口矢。 段玉裁:“识敏,故出于口者疾如矢也。”意思是:认识、知道的事物,可以脱口而出。
草书学怀素并能自出新意,笔法纵肆,气魄恢宏。 明代王世桢尝云 『鲜于博学,负材气,貌伟而髯,类河朔伧父。余见其行草,往往以骨力胜,而乏姿态,略如其人,以故声称渐不敌赵吴兴。』 书法作品 《石鼓歌》是唐代诗人韩愈的作品,鲜于枢所书该诗是在中国书法史上享有盛名的珍稀墨宝。
除上述提到的书法作品,其还收藏有南宋皇帝理宗赵昀所书的一系列扇面,还有南宋赵孟坚的《梅竹三诗》、鲜于枢《草书韩愈石鼓歌》、赵孟頫的《右军四事行草书》和《行草书即事绝句》等。
狂草代表作如唐代张旭《肚痛》等帖和怀素《自叙帖》，都是现存的珍品。
鲜于枢的楷书作品
鲜于枢最好的行书为《杜工部行次昭陵诗卷》。
鲜于枢《杜工部行次昭陵诗卷》，纸本，行书，纵32cm，横342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此帖结体疏朗，笔势雄浑，与鲜于枢个人性情正相吻合。
如柳贯所评：“公毅然美大夫，面带河朔伟气，每酒酣骜放，挥毫结字，奇态横生，势有不可遏者。”此卷是鲜于枢大字行书的代表作品。
鲜于枢以书法名世，文学成就在有元一代，虽不及虞（虞集）、杨（杨载） 、范（范梈）、揭（揭傒斯）所谓“元诗四大家”，但他以自己的才能与创作，赢得了应有的历史地位。
此卷书法节录老子《道德经》卷，从“天长地久”写起，末书“老子道德经卷上”，共211行，因缺下半部分，所以未署款。每段接纸有“三教弟子”印。卷后有翁方纲跋，吴荣光题名，颜世清跋五段，又有“松下清斋”题签。此帖曾经翁方纲、陆恭、叶恭绰等人鉴藏，有数方印记。潘遵祁钞录《须静斋云烟过眼录》著录。 在唐代，曾有二个大诗人写过《石鼓歌》，一是韦应物，一是韩愈。鲜于枢所写的《石鼓歌》是韩愈所作的七言诗。石鼓文，亦称猎碣或雍邑刻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无具体年月，唐人韦应物和韩愈的《石鼓歌》都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刻石。宋人欧阳修的《石鼓跋尾》虽设了三个疑点，但还是认为属周宣王时史籀所作。宋人郑樵《通志略》则认为《石鼓》系先秦之物，作于惠文王之后，始皇之前。近人罗振玉《石鼓文考释》和马叙伦《石鼓文疏记》都认为是秦文公时物，与韦、韩说法出入不大，只相差十七年。据郭沫若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距宣王更近。所不同者，出于宣王时史籀手笔或秦臣手笔罢了。《石鼓》于唐代初出土于天兴三畴原（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三畴原），以后被迁入凤翔孔庙。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放置于凤翔学府。宋徽宗素有金石之癖，尤其喜欢《石鼓》，于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将其迁到汴京国学，用金符字嵌起来。后因宋金战争，复迁《石鼓》于临安（今杭州），金兵进入汴京后，见到石鼓以为是“奇物”，将其运回燕京（今北京）。此后，石鼓又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抗日战争爆发，为防止国宝被日寇掠走，由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迁到江南，抗战胜利后又运回北京，1956年在北京故宫展出。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高宗为更好地保护原鼓，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于辟雍（大学）。现仿鼓在北京国子监。其形状与刻字部位和原石鼓有不少差别。石鼓文的拓本，唐代就有，但没有流传下来。石鼓文比金文规范、严正，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征，它是从金文向小篆发展的一种过渡性书体。传说在石鼓文之前，周宣王太史籀曾经对金文进行改造和整理，著有大篆十五篇，故大篆又称“籀文”。石鼓文是大篆留传后世，保存比较完整且字数较多的书迹之一。宋安国所藏石鼓宋拓本，被民国秦文锦售给日本东京河井荃庐氏。鲜于枢行书《石鼓歌》传世有二件，一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作于大德五年辛丑，年45岁，伯机即逝于此年，盖绝笔也。书于经折纸上，裱为横卷。其二即此卷，虽无款，而笔法圆劲雍容，挥洒自如，望而知其为鲜于枢最成熟期之精品，且纸墨完洁，又胜大都会本一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