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诗人刘秉忠和姚广孝有什么关系
刘秉忠、姚广孝这样双重性格、双重身份的成功人物,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元、明两朝各一,其他未闻。刘秉忠早年曾在紫金山讲学,王恂、郭守敬、张文谦、张易等为弟子,这些人后来均成为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在教授学生中,刘秉忠因材施教,针对各人特点和兴趣加以引导。
由此，姚广孝妖僧之说，算逃不掉了。按常理来言，寻常僧人必会反感这种评价，哪料姚广孝，非但不恼反而还高兴万分。为何？恐怕是“刘秉忠”这三个字，正中他下怀。即，姚广孝的偶像就是刘秉忠。不得不承认，姚广孝真赶上了如刘秉忠那样的好机遇。
在那个黑暗专制的皇权时代,道衍和尚是一个真起的成功者,因为只有他,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理想,活出了自己精彩的一生。
朱棣旁边的和尚是道衍;他的嫡王妃是徐达的长女。 道衍,原名姚广孝,长洲人,是朱棣的谋士,靖难之役的主要策划者。朱棣能够坐上皇帝,他居功至伟。
姚广孝是怎样以和尚身份成为燕王争夺天下的谋士的?
姚广孝(1334—1418年),幼名叫天禧,字斯道。祖籍河南汴梁(今开封),曾祖父随宋室南渡时逃到江南,落脚在长洲相城(今属苏州)。
在我看来,可以分为两方面来分析:朱棣和朱允炆 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大明帝国的永乐大帝——朱棣。
朱棣能当皇帝,与他的胡子与有很大关系。这一点,正史、野史笔记和民间传说中都有一些记载。
可见，一个城市的兴衰与政治家的决策密切相关。例如，呼和浩特市在张居正时期因开放边境贸易而建，而今天的深圳市则得益于的改革。北京城的幸运在于，它得到了忽必烈和朱棣两位皇帝的青睐，以及刘秉忠和姚广孝这样有远见的建筑师。此外，仁宗的短命也是北京城成为首都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朝风云会，君臣自心腹；大计业已成，勋名照简牍”这句对刘秉忠的评价，是姚广孝说的。同为和尚，同为搅动天下的奇才，姚广孝一生都将刘秉忠视为自己的人生导师，按着刘秉忠的道路步步为营，最终成为靖难首功，永乐名臣。
天子守国门,靖难成功后几年,明朝永乐帝朱棣让姚广孝督建北京城,好迁都北京镇守北方少数民族。龙王不高兴了,派龙子来杀姚广孝。
姚广孝推演大明命数巨变有哪些?
姚广孝是明朝一个会阴阳术的和尚，可他又不仅仅只会阴阳术，他是朱棣的大智囊。就是这个奇特的僧人成功策划了靖难之役，使朱棣顺利登基，他功居首位，成为以文臣的身份入大明祖庙的唯一一个。姚广孝与元朝僧人刘秉忠都被称为“黑衣宰相”。
姚广孝早年游览嵩山寺,相士袁珙对他道:"你是个奇特的僧人!眼眶是三角形,如同病虎一般,天性必然,嗜好杀戮,是刘秉忠一样的人!"姚广孝听了非常高兴。从正统之学圣人之言,到歪门邪道阴阳五行,姚广孝无一不精通,这个本该清心寡欲的僧人满怀抱负,有吞食天地之志,改朝换代之谋。
1260年忽必烈称帝，刘秉忠受命制订各项制度，如立中书省为最高行政机构，设枢密院掌握兵权，设御使台主百官升降，举朝仪、定章服、修律历等。1264年忽必烈授刘秉忠为光禄大夫、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同知枢密院事。1271年在刘秉忠的提议下，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
但元朝统治者好佛，对僧人有优待，而且还经常在佛教中选拔人才，最典型的是僧人宰相刘秉忠，通过信佛得到忽必烈的注意，由此走向人生巅峰。所以，姚广孝家人让他出家做和尚，其实有走终南捷径之意。《明史》记载，“尝游嵩山寺，相者袁珙见之曰：‘是何异僧！
元兵来到,他不肯屈服,全家十七人都被杀死。其父袁士元,任翰林检阅官。袁珙生而天赋异常,好学善作诗。
明永乐时的少师姚广孝和元朝时的刘秉忠的生平事迹如何?
法名道衍，字斯道。苏州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医生世家。十四岁出家为僧。通儒、道、佛诸家之学，善诗文。与文学家宋濂、高启等交友，为有名望的高僧。但追求功利，欲成开国建业之功。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选高僧侍诸王，广孝以荐入选燕王朱棣，从此参与夺位密谋，成为朱棣的重要谋士。惠帝削藩，朱棣「靖难」起兵前，他曾促使燕王朱棣坚定信心。并为筹划军事；靖难之役中，他留守北平，辅佐燕王世子率万人固守北平，击溃朝廷北伐之师。朱棣即位，复姓，赐名广孝，授为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对皇帝所赠宅第、宫人，都辞谢不受，仍住僧寺。晚年，姚广孝主要承担太子、太孙的辅导讲读，及主持《永乐大典》、《明太祖实录》等书的修纂。其博通精深的学识和修养对皇太孙(即明宣宗)有较大影响，对《永乐大典》的完成起了很大作用。主要著作有《逃虚集》、《逃虚子诗集》、《逃虚类稿》等。广孝一直不蓄发，不娶妻，为出家之人，八十五岁病故，葬于北京房山崇各庄，现有墓塔留存。该塔为八角九级密檐式塔。塔前有明宣德元年（1426年）所立成祖棣“敕建姚广孝神道碑”一座。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刘秉忠（1216-1274），字仲晦，初名侃，邢台县人。元初著名的学者兼政治家。17岁在邢州节度使府作令史。因胸怀大志，不满足作刀笔小吏，1238年辞职。先入全真道，后出家为僧，取法名子聪，自号藏春散人。四处云游，博览群书。1242年受到北方禅宗领袖海云的赏识，被推荐入忽必烈幕府。刘秉忠应对称旨，屡承顾问，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深受忽必烈的重视。此后，除1247年回邢奔父丧外，一直居于忽必烈鞍前马后，成为忽必烈言听计从的重要幕僚。
为了协助忽必烈成就帝业，刘秉忠极力支持这位大有报负的蒙古亲王，广求天下大贤硕儒，积聚力量，以图发展。他先后向忽必烈推存了张文谦、张易、许衡、姚枢、窦默、王恂、马亨等数十位雄才硕学。这对于忽必烈改革蒙古旧制，采用中原汉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刘秉忠还根据连年战争生产遭到破坏的情况，建议忽必烈以邢州为试点进行整顿和治理，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于是，1251年设邢州安抚司，任命李惟简、刘肃为正、副安抚使，治理邢州。他们兴冶铁，以足公用造褚币，以通民货，劝课农桑，设置驿馆，整顿粮仓。没过多久，邢州又恢复了原来繁荣的景象，随后，迅速升为顺德府，同时邢州也成了四方改革效法的楷模。
1260年忽必烈称帝，刘秉忠受命制订各项制度，如立中书省为最高行政机构，设枢密院掌握兵权，设御使台主百官升降，举朝仪、定章服、修律历等。1264年忽必烈授刘秉忠为光禄大夫、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同知枢密院事。1271年在刘秉忠的提议下，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
刘秉忠还主持了元朝国都大都城和陪都上都的营建。1251年当忽必烈受命主管漠南军国庶事时，将营帐移到金莲川（今滦河上游一带），并于1256年命刘秉忠在当地建立了一座新城，定名开平，后改为上都。1264年刘秉忠提出燕京（今北京）是辽金旧都，且地势要冲，建议迁都燕京。被忽必烈采纳后，刘秉忠受命在原燕京城东北，设计建造一座新的都城。新城规模宏伟，工程浩大，定名大都。该城的建立为稳固元朝的统治起到了重大作用。
蒙古国官员起初没有俸给之制，全凭掠索饱私囊。1254年忽必烈采纳刘秉忠提出的附古例、定百官爵禄的建议，并逐步推广到全国。另外，针对蒙古官无定制的现象，刘秉忠又提议定百官之制，并详细制定了各级官员的职务、名额及俸禄，为元朝建立了一套规范的国家机构和官僚体系。
刘秉忠善长诗词书法，有《藏春集》6卷传世。他楷书功底深厚，行书更高一筹。内邱县神头村原鹊山神应庙旧址的《国朝重修鹊山神应王庙之碑》，就是由刘秉忠书丹的，它是迄今发现的刘秉忠惟一存世墨宝。
刘秉忠于一二七四年病故，享年五十八岁，其坟墓在邢台县城西贾村大队村西。
曾有术士袁珙为道衍相面，说：“阁下形相古怪，一双三角眼，形如病老虎，据相法，性必嗜杀啊——你应该是辅佐元世祖的刘秉忠太保一流人物，要善自珍重！”道衍在燕王府立稳脚跟后，便把袁珙也引荐进来。这袁珙何许人也？他就是赫赫有名的相士袁柳庄，被吹得神乎其神的《柳庄相法》相传是他所作。永乐十六年，建文帝即位，道衍劝燕王举兵“靖难”，燕王担心民心在建文一边，道衍说：“可是天道在我们一边呀！”燕王和手下诸将都是粗疏的武人，听了道衍一席话，仿佛吃下定心丸。建文元年六月，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以后三年时间，燕军或进或退、或战或守，重大决策多取决于留守北平的道衍。朱棣即位为成祖，封赏功臣，道衍论功劳排名第一。出人意料的是，他坚决不接受高官厚禄，甚至不愿意蓄发还俗，成祖只好依他，任命为僧录司左善世，又拜太子少师，让他复姓姚，赐名广孝。成祖和他说话，总是尊称为“少师”。姚广孝上朝时穿冠带袍服，退朝后仍换僧衣，住在寺院里。八十四岁的姚广孝病重，成祖亲自驾临庆寿寺探望，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惟一的要求是赦免建文帝的主录僧溥洽。燕军攻破南京，传闻建文帝削发为僧逃走，朱棣就把溥洽抓来逼问，溥洽什么也没说，被关了十多年。既然这是少师的最后请求，成祖便下令放人。
袁珙提到的刘秉忠，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少年时因不得志而出家为僧，后来被推荐给忽必烈，事忽必烈三十多年，“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终成一代名相。除了帮忽必烈谋划一系列军政大计之外，他最大的贡献是规划和主持营建了元大都。刘秉忠在忽必烈身边多年，不改僧服，后来有人说：刘秉忠功劳最大，怎么能让他继续“野服散号”呢？建议“正其衣冠，崇以显秩”，忽必烈深以为然，当天就拜为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出任丞相)。刘秉忠与道衍两人经历何其相似乃尔！稍有不同的是，任命下达之后，刘秉忠没有再坚持做和尚，开始勤勤恳恳地履行世俗职责，他还接受忽必烈的赐婚，娶了一位翰林学士的女儿为妻。
